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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李偉俠的《知識與權力》

  這篇導讀,原寫於 2003/11/13。我曾經在部落格放上李偉俠對《天邊一朵雲》的影評,詳見文章〈部落格年度好文與《天邊一朵雲》〉。這次補上幾年前,我對他的《知識與權力》的導讀,這本書的副標是:對科學主義的反思。我想他不會反對這是「無可取代的導讀」,哈哈,李偉俠是年輕的政治學者,我的學弟,目前是國會辦公室主任。

  這本書的主題是二十世紀的實證主義到晚近的後現代主義,學者們對於知識的基礎有哪些不同的看法,並且從哲學家傅柯與社會學家布爾迪厄的思想中,探索知識與權力之間的複雜關係,反思社會科學知識的客觀性是否存在,以及如何面對這些深受權力關係影響的知識系統。屬於政治哲學之範疇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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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11/13

  李偉俠先生是我的學弟與好友,也是台灣年輕的政治學者,在八月間我曾經允諾要對他新發表的論文《「客觀知識」的形塑--權力與認識論的分析》做出若干評述,在做出評述之前,我有必要先導讀他這篇「大部頭」的論文。之所以稱它為「大部頭」的論文,不只是因為它有二十餘萬字的份量,更是在於作者選擇了一個極不容易處理的大議題範疇:作者以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角度,試圖來分析當代英美哲學(例如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與歐陸哲學(例如後現代主義)的知識觀點,討論「我們在面對當今知識反抗與政治反抗糾結的境況下,應該採取何種認識論策略,以對抗權力/知識對生活的扭曲,而又能履行知識實踐的功能」,同時在這樣的過程中,進一步重塑「客觀性」的知識立場。另外要說明的是,我在這篇導讀所提到的人名、書名與哲學學說與學派名稱,是沿用這篇論文的用法,這裡的用法與我的習慣用法有些是不一致的。

  一篇論文選擇在哪些特定範疇下論述它的關鍵概念,幾乎是決定這篇論文優劣的阿基米德點,也就是說,一篇好的論文必須要劃定議題的範疇
,並且適妥地定義它所論及的關鍵詞彙(關鍵概念),這篇論文的最關鍵詞彙顯然是:客觀知識、認識論與權力。在第一章〈緒論〉裡,作者採取「反自然主義」的立場,認為社會領域的獨特性使得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無法移植到社會科學對於人類各種現象的研究,所以作者強調這裡所談論的「客觀知識」是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客觀知識。作者將「客觀知識」視為一種努力目標的知識,作者說:在這裡「客觀性」是對知識的聲稱,這種聲稱意謂著具有某種使知識普遍化的可能性,但無法以特定理論或具體觀念作為指涉對象。作者對「客觀知識」的探討重點:是圍繞在它如何經由「權力」與「認識論」所形塑,以及知識的客觀性被解構後,我們應該如何看待知識在人類政治生活中的意義,而非是在自然科學意義上論證知識是客觀的或不客觀的。實際上,這篇論文所存在的風險,仍然是在於不同領域的讀者對於「客觀知識」或「客觀性」的解讀,一方面主要是由於這個關鍵詞彙在不同社會學科與哲學流派的論述內涵有不同的嬗變,另一方面,這個關鍵詞彙在這篇論文當中也有程度不等的意義漂移。

  「認識論」在這篇論文的定位是對於知識的技術性研究。認識論(知識論)在哲學脈絡裡的一般定位是對於知識本身與其證成的研究,議題包括知識的種類(命題與非命題、先驗與後驗、分析與綜合等等)、知識的基礎與條件(信念、真理與證成條件等等)、知識的性質(知識結構與脈絡、知識現象與實踐等等)。在知識論的議題,當代英美哲學偏重於前兩者的探討而趨向於語言分析與認知科學,當作者在實證主義與後實證主義的某些部份談到認識論,則主要是談認識論的前兩個領域,這也是作者的主要用法;而當代歐陸哲學則偏重知識的社會建構、批判、現象與實踐
尤其是在傅科之後,知識與權力就變成無法切割的概念)
,當作者談到後現代主義裡的認識論研究,則認識論指涉的是後一個探討領域。也就是說
,這篇論文同時在這兩個意義下使用了「認識論」這一詞彙,如果作者這樣的用法會使讀者感到迷惑,其實這也是英美哲學與歐陸哲學這兩大哲學系統的主要差異所使然。至於「權力」概念主要是與後現代主義裡傅科與布爾迪厄(基本上,作者不把布爾迪厄歸入後現代陣營)的權力觀點相一致,而不限於傳統政治學所探討的國家權力。

  在第二章〈後現代主義對客觀知識的批判〉,如作者所說,主要是整理(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如何在「認識論」和「權力與知識的關係
」這兩個主軸上,批判實證主義傳統的客觀知識。在三小節裡,作者分別論述〈實證主義的認識論遺產〉、〈後實證主義的論爭概述〉與〈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從維也納學派之前以孔德與馬赫為主,以及維也納學派之後以石里克、卡納普、那格爾、萊辛巴哈與韓培爾等人為主的實證主義(包括後期的邏輯實證主義),在不同程度上主張存在一種到達或逼近客觀知識的認識論,這些主張建立在兩個教條之上,一是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分,二是理論語言可以還原到觀察語言,同時將理論語言(物理語言乃至於主體間性的統一語言)的客觀性與準確性傳遞到觀察語言,以達到各類有意義的命題的可檢證性。

  到了二十世紀五、六O年代,巴柏的否證論(但是他仍然肯定一個客觀實在與自主的知識世界)、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精緻的否證論)
、孔恩的典範理論(強調不同典範背後語境與世界觀的斷裂性,科學社群之間難以在同一個溝通基礎上獲得客觀知識)以及費耶本的方法論無政府主義(主張以多元方法論反對科學獨斷的理性主義與經驗主義),他們對於邏輯實證主義的鬆動與批判最後產生了後實證主義,這個過程可以說是從理性主義演變到歷史主義,乃至於相對多元主義。同時,客觀知識的意義開始有了改變與弱化,從實證主義的確證與普遍性要求,到了巴柏所強調的「能夠被相互主觀性檢驗的知識」,再到孔恩後期的「科學社群的集體信仰」。而客觀知識的研究立場從實證主義專注於知識內部的語言邏輯結構,轉變到後實證主義強調科學知識的歷史性、社群化與非理性傾向,甚至最後是客觀知識的被取消。

  與後實證主義不同的是,在七O年代以後,以貝爾、李歐塔、德希達
、傅柯、哈柏瑪斯、詹明信、布希亞等思想家為主的後現代主義的知識立場是不限於科學知識,而是擴大對於哲學、政治、社會與文化的深刻批判
,或者說是對於現代性的嚴厲批判。後現代主義主張「反基礎主義」或「
反本質主義」的認識論,即知識的背後並沒有絕對客觀、確定性的基礎在支撐它,因此我們也無法通過特定的認識論途徑逼近真理。作者指出,後現代主義對認識論的解構策略主要從「語言」與「主體」兩個路線展開,第一是從語言的不確定性瓦解各種陳述與知識的確定性,第二是指出不同的身份認同對於認識論會有不同的採擇,進而影響知識的生產過程,同時導致不一的知識詮釋。然後,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策略再轉向人們的「生活世界」,後現代主義強調我們理解世界的途徑不是某種科學的認識論或方法論,而是依賴各種行動策略與對不同詮釋進行鬥爭與差異化,在主體與客體雙向互動的過程中理解世界、抵抗世界、解構世界與建構世界。這些觀點與策略,以及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若干問題也構成傅科與布爾迪厄所探討的議題核心。

  在第三章〈傅科與布爾迪厄〉,作者討論了傅科的考古學(《醫院的誕生》、《詞與物》、《瘋癲與文明》、《知識考古學》)、系譜學(《
論述的秩序》、《尼采、系譜學、歷史》、《規訓與懲罰》)
與後期的倫理學轉向(《性史》、《主體與權力》、《知識份子和權力》),我們看到傅科對於權力/知識運作的探討,從文字語言延展到醫院、監獄、學校等微觀政治場域,轉移到了國家統治機構。儘管傅科不同時期與著作的權力觀點有所出入,但是總的來說,傅科強調權力與知識互為條件關係,權力運作需要伴隨知識的灌輸,而知識生產需要以權力作為運作工具,傅科也談到權力的抵抗問題,因為知識的灌輸過程涉及個體的主體化與客體化
,其涉及到個體對權力/知識的侵入所產生的內化與抵抗。在第三章第二節,作者論述布爾迪厄從生存心態、場域、資本、語言、象徵暴力與反思性等概念,闡述個人在社會中的實踐過程以及社會運作的複雜性與彈性,他認為整個社會實踐過程就是外在性的內化與內在性的外化的辯證。在下幾段,我再來多談布爾迪厄的觀點。

  在第四章〈權力、認識論與客觀知識〉的第一節〈傅柯和布爾迪厄的對話〉,作者首先就指出兩個人對於社會空間的切割與權力關係的觀點差異,傅科用知識、權力與主體的相互作用來切割各自「統管性」的社會場域,這導致傅科看到的權力關係只是單面向的壓制-抵抗或壓制-服從,而布爾迪厄以場域、稟性、生存心態這些概念去建構社會空間,以致於布爾迪厄看到不同面向的權力-抵抗-共謀等等複雜辯證過程,以及個體佔據各種形式資本的相互轉化與累積,也就是說,布爾迪厄指出了權力/知識關係中隱藏的共謀關係,亦即被宰制者也有一部份宰制者的角色,同時他用象徵暴力的概念拓鑿了權力關係的深度與變化多端。

  這種差異使得兩個人有了不同的倫理性訴求,由於傅科認為壓制-抵抗是強勢-弱勢的關係,而且抵抗反而會強化權力的作用,導致傅科將政治性的反抗轉為倫理性的自我關照,強調要對某種總體性反抗保持一定的距離,因為它會反過來製造壓迫,由此他拒絕了普世知識份子對於世界總體性的詮釋與批判,傅柯僅僅主張以小團體自己的抵抗來取代做為人民代言人的知識份子,將權力/知識的宰制力量減到最低。比傅科的訴求更進一步的,布爾迪厄提出了反思認識論,主張我們可以從認識論的反思建構出實踐性的知識,既能挖掘出社會現象背後的結構,又能同時抵抗加諸在知識上的象徵暴力,讓行動者從象徵暴力解放出來,也同時怯除社會行動者或個體心中的暴力;反思認識論的另一個意義在於去發現自我同時也是壓迫他者的他者,是象徵暴力與權力/知識運作機制的一個參與者,只有在揭露了這一層關係之後,作為實踐生活與反省自我與他者關係的知識,才可能更為完整。

  在第四章的第二節〈知識與生活〉,作者想要回頭來談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其知識主張對人們的生活有哪些意義。作者強調
,比照傅柯與布爾迪厄的思想可以看出,實證主義雖然在語言邏輯、演繹歸納等方法論層面,有比其他學派更為嚴謹的要求與規範,但是它們最為缺乏的是知識自省的能力,反而淪為知識理論體系的邏輯遊戲;相對於實證主義,我們對知識進行系譜學式的考察,找尋其背後各種的權力蹤跡,是使知識增長更為重要的方法,因為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瞭解那些我們習以為常的觀念或熟悉的知識,對我們的生活有什麼影響,它使哪些人受益
,又使哪些人成為犧牲者,並且從中找尋改善之道。作者用伽達瑪的話來說「知識必須是分享性的知識」,這種分享性不僅限於科學社群,而是觀乎整個社會、歷史和文化的演變。自我與他者或自我與歷史之關係下的知識,才是構成整個知識脈絡的主要框架,因為知識的最主要內涵,不是理性的語句邏輯,而是自我與歷史的關係,以及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過程。對於讀者來說,或許一起讀完這篇論文的最後一章,這一小節的關鍵意義更能夠在後來被顯現。

  導讀到這裡,我需要連同最後一章的〈結論〉,總的來談作者如何來形塑「客觀知識」。在論述實證主義、後實證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過程中
,作者試圖把知識的意義場域拉到人們的「生活世界」,正如同上一段〈
知識與生活〉所強調的,知識應是關照自我—他者—歷史的總體性脈絡,從中反思知識與權力的多面向關係,並且建構出倫理性的、社會性的實踐行動。在比較傅柯與布爾迪厄之後,作者指出「我們必須在知識生產問題中,將認識主體擴及社會整體的活動,才能理解知識的客觀性如何被形塑
」。我在這篇導讀的第四段提到,從實證主義到後實證主義,客觀知識的意義開始有了改變與弱化,甚至到了後現代主義的解構策略,使得客觀知識幾乎被取消,但是作者期望跳脫出後現代主義「看似相對主義遊戲背後的破壞性」,試圖從積極面的反思觀點重塑知識「客觀性」的生活意涵。

  作者指出:知識「客觀性」的意涵有更廣泛的意義,知識的精神應該在於使人們能保持差異的多元性又能和諧相處,更重要的是知識發展的過程,使得不同利益與慾望的人們能夠相互適應,而非以同化他人的方式使他人適應自己的世界觀。也就是說,我們看到作者將「客觀性」轉化為倫理性與實踐性的概念,而不是實證主義的邏輯解剖,不是後實證主義將「
客觀性」僅僅歸於科學社群的集體共識,也不是後現代主義後期的語言遊戲所瀰漫的虛無感,於是客觀知識應是在一種總體的、反思的、分享的、尊重的、和諧的與祈求改善生活的實踐過程中被實現,我想這也是作為一位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終極關懷。布爾迪厄在《實踐與反思》的一段話,應該是最適合作為我這篇導讀的結尾:「在某種有限的意義上,我相信,自己在作品中已經達到了目的:我實現了某種自我治療。我希望,這種治療同時可以成為他人可資利用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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